前者是就抽象的、一般性的理气关系而言，后者是就具体气质与其中分殊之性理的某种现实关系而言，理为气本与气强理弱之间本身也是普遍与特殊、一般与个别的关系。
心体、性体……主客兼摄，‘一本无二，……其实义皆是即活动即存有，皆是一道德创造宇宙生化之真几也。从实践意义来理解是实说，为符合实情的说法。
10 牟宗三：《心体与性体》上，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(5)，第591-592页。心体因具无限性而具普遍性，因为有限不可能普遍。或者说，任一义皆是具体的普遍，而非抽象的普遍。其二，实践意义的理解有其瑕疵。圆教之可能端赖于上下其讲之完整义，否则不足以说其可能。
43 牟宗三：《心体与性体》中，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(6)，第502页。心体性体与道体契合的意义在于，道德界与存在界通而为一。[17]《王阳明全集》，1992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他在学术上主要受益于湛若水、王阳明，其思想学说介于湛、王之间。他说：立根之说甚好，立根即便是生理、仁理。二、唐枢、蒋信：在湛若水与王阳明之间不少湛门弟子都有出入湛、王之间的经历，有的弟子即使无缘拜王阳明为师，但在当时阳明学风靡大江南北的学术思潮之下，也或多或少受到了阳明学的影响，因而，兼综甘泉学和阳明学可以说是甘泉后学的一个共性。蒋信在学术上既然出入湛、王之间，其思想学说便打上了湛、王的烙印。
应该说，何迁、吕怀也是湛门的重要弟子。王道说：孔子立言，主于教人，故循循善诱。
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。吕怀说：窃见古来圣贤，求仁集义，戒惧慎独，格致诚正，千言万语，除却变化气质，更无别勾当也。庞嵩在传播甘泉学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。湛氏及其后学的学说已成为岭南心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他在心之前冠以真字，旨在强化道德本心真实无欺的特性以及规约人生的功能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甘泉后学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，具有多元流变的特点。[13]屈大均撰，1985年：《广东新语》，中华书局。心若不能摆脱身体感官的束缚，陷溺于无节制的本能欲望之中，它就可能沉沦下去。
湛若水尽管没有径直批判王道的《老子亿》，但其所著《非老子》将矛头主要指向王道此书。庞嵩不负恩师之托，他积极开展朔望之会、四仲之会等学术会讲活动，从而较大地提升了甘泉学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。
在明代儒家中，重视发挥《大学》知止义理的不止何迁一人，李材的止修说、黄绾的艮止说等与何迁的知止说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庞嵩在阐发师说的同时，亦致力于传播、弘扬师说。
洪垣认为，人只有先立根，所学才有可能成为有根之学，而不是一味泛观博览、漫荡无归。从总体上看，湛氏与洪垣、庞嵩、唐枢、蒋信等及门弟子仍坚持了心学的学术立场，倡导以心为本，同时又吸纳了理学、气学等思想资源，他们的学说既不同于程朱理学，也有异于陆王心学，从而表现出融摄并试图超越理学、心学的特色。而王道因偏向道家，其学说已不可用理学或心学来加以衡定，他可谓是湛门的一个另类人物。唐枢的讨真心说即是会通湛、王之说凝练而成的学说。不过，唐枢通过研读阳明论著而获得了思想上的共鸣，并将阳明学融入到自己的学说之中。庞嵩认为，湛师一生的精神命脉即是随处体认天理，此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互相发明、殊途同归，知之良者，即天理之自然者也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洪、庞可谓甘泉学的正传。 作者简介：姚才刚，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、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务。
即使不算没有学术建树的弟子或再传弟子，甘泉后学的人数仍然相当可观，他们既有来自政界、学界的精英人物，也有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草根之人。比如，湛若水说：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，随未发已发，随动随静，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，体用一原故也。
当然，体认天理在他看来也不必是一种自我逼迫、苦闷压抑的过程，而是可以拥有悠游自在的心境，可以获得宽博有容，平铺自在（同上，第61页）的状态。 摘 要：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：以洪垣、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。
庞嵩在历史上虽然声名不彰，少为人知，但他在甘泉学派中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王道甚至认为，老子高于孔子，这除了孔子尝问礼于老子的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即老子专为求最上乘者说，而孔子则未免于接引钝根云耳（《老子亿》卷下）。五、王道：甘泉后学中的另类人物作为一代学术宗师，湛若水留给世人的主要是正统儒家的印象：以儒家圣贤之说为圭臬，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、克己修身。他说：时时刻刻随处体认天理，不敢须臾放过，才是敏事。
（一）唐枢以讨真心说融摄湛、王。（二）杨时乔一本程朱的思想主张。
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士子才会不辞辛劳甚至千里迢迢地投到其门下，甘泉学派的影响力亦日渐增强。其意是，如果不踏实做变化气质的修养工夫，那么古圣先贤倡导的所有学说都将成为玄谈而无法落于实地。
不过，从总体上来看，吕怀与何迁一样，未能全面继承湛若水的学说，而他本人以变化气质来标明学术宗旨，亦有偏离师说的倾向，至多算是得其师之一偏（张学智，第73页）。在他看来，一部分王门后学围绕一己之心（良知）谈玄弄虚，在实际行为方面却不治行检，任性径情，这使得阳明心学在流传过程中滋生了种种弊端。
湛若水、王阳明之间自然不必说，他们既是朋友，又是论敌，湛、王之说即是不断碰撞而又彼此磨合的产物。不过，这种情形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，到了湛门三传弟子那里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，同时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。洪垣是湛若水的一位高足，深得湛氏喜爱，而他本人亦未辜负老师的栽培，在学术上颇有建树，并以弘扬、拓展甘泉学为己任。发端于陈献章的岭南心学具有较强的包容性、开放性，湛若水在个人精神气质方面虽然迥异于乃师（湛氏略显拘谨，陈氏则放达、逍遥），但其学说也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特色，在这种氛围的薰染之下，湛氏的门人弟子大多也能各立己说，开掘出了不同的学术面向。
既然如此，孔子师事老子的说法也就难以成立了。王道一生最看重的是其个人内心的意愿，而不愿屈就自己。
杨时乔尊奉程朱，往往是合着对陆王尤其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贬斥来立论的。当代有学者将唐枢定位为具有甘泉学背景的阳明后学（俞汉群，第138页）。
(《李道纯集·蒋道林文粹》，第4页)也就是说，蒋信虽然出入于湛、王之间，但并没有把湛、王之说奉为圭臬，他在精思力践的基础上多有自得，而自得恰好符合陈献章、湛若水以来的学术传统。杨时乔本人则着力阐发了公共之理说，认为天下公共之理，人所同有者（同上，第718页），理不仅是人之所同有者，也是生生化化的宇宙以及天地万物所同有者。